污吏是怎么样被检察官,福建省生态检察专门的

  一名曾掌管县级市林业、住建两个系统的科级干部,在7年时间里,逐渐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界蛀虫”,其“贪龄”长达7年,案值近300万元,平均每年都有40万元以上“额外收入”。

摘要: 检察机关每年都要立案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如:2015年,江苏省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278件1565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7件457人。今年前8个月,江苏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80件1107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33件351 ...检察机关每年都要立案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如:2015年,江苏省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278件1565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7件457人。今年前8个月,江苏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80件1107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33件351人。  中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涉嫌职务犯罪线索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初查结束后,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立案侦查后,一般会锁定犯罪嫌疑人,只有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才能进行更深入的侦查,以便查明犯罪事实。所以,怎么把腐败分子顺利“带走”是检察机关所必须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这是案件成功侦办的第一步。  自投罗网  顾名思义,就是自己跑到检察机关去的,这在法律上还有一个术语叫“主动投案”。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是被检察官“带走”的,但这种类型的到案方式,除了当事人主观因素很重要外,一般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力度形成的震慑作用以及法治教育工作相关,属于通过无形感化而“带走”的。这类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一般比较好,因为是真诚悔罪,所以到案后会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一般办理这类案件,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相对较小。如今年江苏省高邮市检察院在查办一专案时,通过迅速发布案件信息、及时以案释法和平息谣言的方法,最终成功促使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主动到该院投案自首。  电话邀请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电话通知。虽然检察官没有到现场去把人“带走”,但是确实是接到检察官电话才去的,所以也属于被“带走”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低的对象,是基层检察院常见的一种“带走方式”。这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如果能主动如实交代,一般还能根据法律定性为“自首”。但也并不是每个接到电话邀请的嫌疑对象到案后,都有这么良好的表现,有时还要费一番周折,甚至经过较量,如2011年,江苏省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行受贿案件中,在受贿人已经交代的情况下,检察官通知行贿人到案,但行贿人拒绝承认双方有经济往来,直到检察官出示受贿人案发前为逃避处罚打给受贿人的虚假借条。  瓮中捉鳖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办公室和住宅是嫌疑对象出入的固定场所,这也为检察官的伏击守候提供了具体的目标。上述两个场所,往往也是腐败分子藏匿罪证的绝佳场所,如受贿的钱财、物品等,这些都是定案的关键证据。到这两个地方把人现场带走往往会让嫌疑对象措手不及,来不及转移或者消灭涉案的证据。因此检察官除了到现场把人带走之外,有需要的情况下还会对这两个场所进行“起底”搜查。  开会带走  腐败分子开会被检察官带走,是常见于新闻报端的一种到案方式。这种方式一般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嫌疑对象正好在开会,但检察官出于人性化考虑,等会开完了直接把人带走,或者与办会领导联系,中场休会把人带走。所以很多人会发现,有人开会开着开着就不见了,后来才发现已经被检察官“带走”了。还有一种就是检察机关事先与嫌疑对象的上级领导沟通好,通知嫌疑对象来开会,嫌疑对象到达指定地点后,直接被检察官带走。这种方式能够较大降低办案的安全风险,是常见方式之一。如2013年,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名副镇长涉嫌贪污案件中,因为犯罪嫌疑人请假并身在外地,检察官通过该镇领导以通知其到指定地点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为名,成功将其“带走”到案。  蹲守追踪  并非每个犯罪嫌疑人到案都是一帆风顺的,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躲避侦查,会选择隐匿自身行踪,跟检察官玩起“躲猫猫”。这就需要检察官发挥自身聪明才智,通过准确研判各类信息,将犯罪嫌疑人找到,为防打草惊蛇,这种追踪一般都是秘密进行。比如在高邮市检察院侦破的一起退休领导干部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躲在本地自己不常住的一栋住宅内,不出门,不用手机,晚上还不开灯,与外界暂时失联。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检察官通过长期蹲点观察,研判出其藏身的屋内有人居住,最终将嫌疑对象抓获并“带走”。  网上追逃  既然待在家里、待在本地不行,那跑出去行不行?所以有些嫌疑对象听到一点风吹草动,连家也不要,拔腿就跑。但神州大地,腐败分子跑到哪,检察官就会追到哪,最终等待他的是一副冰冷手铐。比如,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把检察官要求其迅速到案的要求当作耳边风,推三阻四,长期滞留边疆一省份,以为办案机关鞭长莫及。结果他在机场一露面就立刻被警察抓获,惊慌失措的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被网上追逃了。  纪委移送  一些官员既违纪又违法,每年官员因违纪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的官员不在少数。在这个过程中,纪检部门如果发现违纪官员的行为可能涉及到职务犯罪,会将案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当然,涉案官员也会和案件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检察机关。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对案件进一步进行深入调查,查明涉案官员的犯罪情况。当然,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党员干部涉嫌违纪的线索也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执法执纪已形成了反腐合力。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贪官敢腐,检察官就敢抓,这么多“带走”方式,总有一款是合适的。不过检察官最想说的还是:远离职务犯罪,珍惜幸福生活!

摘要: 今年1至4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76件453人,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仍是今年打击重点重庆查办县处级以上官员71人 据重庆晨报报道,今年1至4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76件453人,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仍是今年打击重点。 4日上午,重庆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市检察院召开。会议通报了今年1至4月全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职侦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仍是今年打击重点。  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71人 重庆晨报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4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76件453人。其中,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20件391人,大案293件;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56件62人,其中的重特大案件32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71人。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名。 市检察院还通报了部分案件情况:第一分院查办的市公安局副巡视员、原涪陵区公安局局长贾金明(副厅级)徇私枉法、受贿案;九龙坡区检察院查办了该区房管局石桥铺房管所三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导致国家损失800余万元的特大案件;渝北区检察院查办了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5人;石柱检察院查处了发生在林权流转领域受贿160余万元窝串案11人。  民生领域343人被查办 市检察院介绍,1至4月共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343人,占立案总人数的75.7%;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212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6.8%;商业贿赂职务犯罪216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7.7%。去年奉节县「10·17」矿难发生后,全市三级检察机关上下一体、区域联动、整体出击、协同作战,目前已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14人、渎职侵权犯罪2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城口县检察院从盗伐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73株犯罪案件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查办林业系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3人。铜梁县检察院查办该县林业局局长、纪检组长等4人受贿窝案。  重点打击民生领域职务犯罪 检察机关确定了今年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打击重点。  一是突出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突出查办城镇社保、食品药品监管、征地拆迁、种养补贴、新农合、移民扶持、生态环保等领域的职务犯罪,确保政府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是深入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深入查办项目审批、土地规划、招标投标、物资采购、质量监管和验收等环节的贪污贿赂、玩忽职守犯罪。  三是大力查办官员渎职侵权案件。突出查办发生在国土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渎职侵权案件。

海南一“70后”干部受贿180万元一审获刑3年

为切实强化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我省自2015年7月起,在全省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项工作,记者2月6日从省检察院获悉,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生态领域刑事犯罪368件459人,提起公诉486件642人,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期待。
在专项工作中,全省检察机关紧紧盯住环保、国土、林业、水务、海洋渔业等重点部门、重点人员,以零容忍态势,严肃查办在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能发生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4件56人,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渎职贪腐行为的高压态势。
陵水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在省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下,先后立查了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总支书记、局长韩某某(正处级)在履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责过程中涉嫌受贿案和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党委委员、书记莫某某(正处级)在履行林业管理职责过程中涉嫌受贿案,在全省林业系统引起较大反响。
在推进专项工作的过程中,全省检察机关还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生态检察信息数据库、生态联络员、生态修复补偿、生态检察办案制度、生态保护执法联动机制等一批具有海南特色的生态检察工作机制,其中,全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办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80件,督促有关方面补植复绿3121余亩约28.9万株,争取将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卢巨波 朱璇)

  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15年间,莫儒钊利用其担任海南省万宁市林业局局长、万宁市住建局局长(正科级)的职务便利,在招投标、支付工程款、摆平拆迁阻挠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肖某等16人共计286万元。

副县长8年时间只收受一个人贿赂

  近日,经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莫儒钊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0万元。《法制日报》记者通过多方调查走访,还原了这名“跨界局长”的堕落轨迹。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身跨林业住建的“大蛀虫”

“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莫儒钊出生于1962年6月15日,今年刚满55周岁。2008年9月4日,莫儒钊担任万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2012年3月21日,被任命为万宁市委办公室主任。2012年12月5日,开始担任万宁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听到庄严宣判,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林秋显得很平静。如果没有落马,集高学历、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等多种提拔要素于一身的林秋,可谓前途不可限量。

污吏是怎么样被检察官,福建省生态检察专门的学问筑起保护绿化屏障。  “莫局长,我们家的采石场在林地旁边,但我保证从没有污染环境,还请多多照顾。”2008年下半年一天,就在莫儒钊刚走马上任万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之时,万宁市兴隆镇古村采石场老板肖某便找到了他。

据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担任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副县长期间,林秋先后收受商人冯某送的贿赂款180万元,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以上判决。

  原来,2006年肖某承包了兴隆镇古村的一个采石场,该采石场位于排溪省级森林保护区内。2008年,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发生变化,在森林保护区内的采石场如果没有林业局的许可都要被关停。

是什么让林秋走到了这一步?《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据肖某供述,他找到当时新任林业局局长的莫儒钊,请他帮忙,莫儒钊同意不取缔他的采石场,之后他的采石场果然没有遭到取缔。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在万宁市万城镇送给莫儒钊现金1万元,莫儒钊欣然收下。

10次收受一个行贿人贿款

  记者了解到,这是莫儒钊第一次收钱,虽然不多,但也相当于他当时半年多的工资。初次尝到甜头的他心里暗暗打起了小算盘,“马无夜草不肥。”莫儒钊好像一夜之间明白了这句话的深远内涵。

污吏是怎么样被检察官,福建省生态检察专门的学问筑起保护绿化屏障。1970年8月出生的林秋,女,黎族,海南万宁市人,研究生毕业,中国致公党党员。

  从2008年到2015年,从“林业局长”到“住建局长”,莫儒钊的胆子越来越大,5万元、10万元、30万元、50万元……贪腐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过。只要有人敢送,他就敢收。无论是招投标、拨付工程款,还是协调解决拆迁阻挠,只要他出马都能顺利摆平。此时的莫儒钊逐渐沦为跨越林业、住建系统的“蛀虫”。

1991年,专科毕业的林秋考入乐东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担任科员,一干就是7年。直到1998年8月,她调入乐东县妇联工作,担任县妇联副主席。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林秋在乐东县万冲镇挂职副镇长。1999年9月至2000年10月,她又参加了首届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暗箱操作帮包工头拿项目

到了2001年1月,林秋开始担任乐东县科学技术与信息产业局局长一职。2003年3月,年仅33岁的林秋开始担任县政协副主席。2004年10月,刚过了34岁生日的林秋被选为乐东县副县长,分管县卫生局、教育局等部门。

  “2009年,我任万宁市林业局局长时,省里有一个造林规划设计项目,经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由省林业厅下属的一个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莫儒钊说。

然而,在副县长任上,林秋却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被5万元贿赂款打开了贪欲之门。

  该单位便是海南兴林规划设计院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中标后委托海南天际林业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为感谢莫儒钊在项目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给予该公司的帮助,同年12月的一天,海南天际林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连在海口市送给莫儒钊现金18万元;2010年初的一天,王某连又送给莫儒钊现金12万元。

那是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商人冯某到乐东县抱由镇绿园小区林秋的家中,请林秋帮忙承揽其所分管系统的工程项目,他为此送给林秋5万元,林秋当场收下。

  2010年,万宁市林业局设立职工保障性经济适用房项目,符某找到了莫儒钊,希望承揽相关工程,莫儒钊答应提供帮助。2010年12月,符某联系的河南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了该项目的第一标段工程。2010年底,符某一次性送给莫儒钊现金50万元。

这是林秋第一次收钱,此后,她第2次、第3次……总计10次收受了冯某送给她的钱款。

  2012年年底,莫儒钊调任万宁市住建局局长,这一年他刚满50岁。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然而,莫儒钊不但没有收手,而且还变本加厉。这年年底,海南肯特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造价部门负责人王某峰为了和莫儒钊搞好关系,希望今后其在业务上能得到关照,2013年春节期间以看望老人和拜年的名义,到莫儒钊家中送去10万元现金的“红包”。

据乐东县卫生局局长吴某证实,林秋曾向他打招呼,把千家镇中心卫生院相关项目交给冯某承揽,他按林秋的指示办理了此事。

  2014年1月,倪某佳以海南汉盟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汉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揽了万宁市万城人民西路、人民中路的亮化工程。莫儒钊在工程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2014年10月的一天,倪某佳在万宁市万州大道附近送给莫儒钊现金20万元。

在林秋的帮助下,冯某挂靠的乐东县建筑工程公司承揽了乐东县千家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工程项目。冯某为了感谢林秋的帮助,于2009年的一天再次送给林秋5万元,林秋又欣然接受。

  “2013年年底,我听说万宁市住建局负责万宁市人民西路、人民中路市政亮化工程,就找到住建局局长莫儒钊,请他帮忙把工程给他们公司做。”倪某佳供述称。在莫儒钊的帮助下,他以汉盟公司和汉石公司分别承揽到上述工程。2014年10月的一天,他送给莫儒钊20万元现金。

2010年、2011年、2012年,冯某先后3次找到林秋,请她帮助承揽工程项目,每次各送给她10万元。林秋又指使吴某帮助冯某承揽乐东县志仲镇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及附属工程项目、千家镇与福报镇部分村卫生室的工程项目、莺歌海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工程项目。

  “找老莫办事,送钱就成,这已经成为当时的潜规则。”记者了解到,莫儒钊还先后收受赵某群的5万元、陈某秀的50万元、文某清的55万元、肖某和的5万元、卓某章的10万元、韩某畴的10万元等。

到了2013年,在林秋的指使下,吴某帮助冯某承揽了乐东县千家镇中心卫生院门诊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时任乐东县教育局局长汪某帮助冯某承揽了莺歌海镇中心幼儿园工程项目。这一次,冯某一次性送给林秋50万元。

  收钱帮开发商摆平“麻烦”

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15年间,林秋在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帮助工程建设老板冯某承揽到多个卫生、教育系统的项目,收受冯某人民币共计180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很多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征地过程中,都会发生一些纠纷,让开发商、包工头很“烦恼”。而这时,他们都会想到莫儒钊。虽然莫儒钊官不大,但先后担任林业、住建两个部门“一把手”,能摆平很多事情。

收钱后违规一路开“绿灯”

  “1993年,我们成立万宁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4年更名为宏基晖公司。2006年,我们承揽万宁市公路林项目。2008年,该公司从万宁市林业局取得海南东线高速万宁市和琼海市分界处至石梅湾公路速生林种植项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炳称。

记者注意到,在跨度长达8年的时间里,林秋只有一个行贿对象——冯某。对于林秋,只要拿到钱,她便一路开“绿灯”,违规帮助冯某拿项目。

  因项目涉及林权纠纷,2009年,杨某炳找到时任万宁市林业局局长莫儒钊请求协调处理相关问题,莫儒钊同意并出面为其协调相关关系。事成之后,杨某炳送给莫儒钊现金10万元。

2016年8月18日,林秋主动到乐东县纪委交代收受冯某财物的情况,先后向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退缴违纪款180万元。

  2014年6月,刘某辉挂靠海南铭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了万宁市仁里河南路市政工程。因项目施工征地过程中受到村民阻挠,刘某辉便找到时任万宁市住建局局长莫儒钊。在莫儒钊的协调下征地工作得以完成,事后,刘某辉在项目工地内送给莫儒钊现金10万元。

记者还注意到,2017年春节前夕,为严防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海南省纪委、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包括林秋。

  2015年初,莫某书挂靠海南金中天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包了万宁市住建局的中央路市政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因拆迁问题受到居民阻挠,莫某书找到莫儒钊。通过莫儒钊的协调,万宁市政府出面解决了该项目的拆迁问题。2015年3月某日,莫某书送给莫儒钊现金5万元。

通报称,2015年7月29日至31日,乐东县原副县长林秋带领乐东县教育系统考察团一行46人赴万宁市、屯昌县学习考察。考察返程途中,经林秋同意,乐东县教育局时任局长杜文懿组织安排考察团在乐东县万冲镇某村用餐,参加吃饭的还有镇、村干部约20人,晚餐共花费7800元,造成社会不良影响。2015年10月,经杜文懿批准,报账员邢忠以考察团成员名义违规报销出差伙食补助17200元,并从中支取7800元用于支付上述晚餐费用。

  与此同时,莫儒钊还收受周某龙5万元、林某书10万元,并出面帮忙协调项目部与道路两边群众的关系等,为包工头们“分忧解难”。

林秋的案件经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后,被移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随后向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下,莫儒钊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风言风语”。终于,莫儒钊经受不住巨大的压力,2015年8月5日,他主动至万宁市委联系检察机关配合调查,退缴赃款35万元。

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审理后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林秋利用其分管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过程中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8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林秋自首,到案后退缴全部赃款,以受贿罪判处林秋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近日,洋浦区法院审理认为,莫儒钊身为担负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的职务便利,受贿数额286万元,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莫儒钊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对于未退缴的赃款251万元,继续追缴。

□ 说“法” 遏制贪腐重在防微杜渐

  □说“法”防范“小官大腐”扎紧制度篱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些腐败官员相继落马,受到应有的惩罚。从个别腐败官员的“成长史”中不难发现,其最后形成的腐败“毒瘤”最初都是由“小贪”逐渐演变而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贪”之所以变成了“巨腐”,概由其在走上歪路的第一步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震慑。

  公共资源分散在政府各职能部门,如市政、住建、林业等部门,近年来,这样的主管部门常被质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腐败滋生的同时也造成了公共资源资产的无形流失。莫儒钊虽是一名身处基层的科级干部,但却是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重点岗位上的“当家人”。但是,当缺乏有力监督时,“小鬼当家”就易沦为“小官大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遏制贪腐,重在防微杜渐,既要进一步完善干部选任制度,还要加强日常监督,延伸监督的范围和触角;及时唤醒纪律规矩意识,防止思想上的小松懈到最后成了大问题。

  防范“小官大腐”现象,要从制度、管理等方面扎紧制度篱笆。首先应当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规范权力运行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为官者要自觉“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坚守廉政底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将党的群众路线走实、走好。

邢东伟

  贪官是这样被检察官“拿下”的

  今年以来,先是电视剧《人民检察官》火了一把;接着,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将公众对反腐的关注推向新的高度。那么,现实当中,作为反腐主要力量之一的检察机关,面对“老虎”“苍蝇”,是怎样将他们一一拿下的?面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狡猾的贪腐分子,检察机关又是怎样将他们控制,顺利带走的?下面,以江苏一个基层检察院为例,为你揭秘检察官是如何“带走”贪官的。

  通讯员卢志坚陈宏明徐刚扬子晚报记者于英杰

  自投罗网

  顾名思义,就是自己跑到检察机关去的,这在法律上还有一个术语叫“主动投案”。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是被检察官“带走”的,但这种类型的到案方式,除了当事人主观因素很重要外,一般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力度形成的震慑作用,以及法治教育工作相关,属于通过无形感化而“带走”的。

  这类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一般比较好,因为是真诚悔罪,所以到案后会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一般办理这类案件,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相对较小。比如,今年江苏省高邮市检察院在查办一起专案时,通过迅速发布案件信息、及时以案释法和平息谣言的方法,最终成功促使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主动到该院投案自首。

  电话邀请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电话通知。虽然检察官没有到现场去把人“带走”,但是,确实是接到检察官电话才去的,所以也属于被“带走”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低的对象,是基层检察院常见的一种“带走方式”。这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如果能主动如实交代,一般还能根据法律定性为“自首”。

  但是,并非每个接到电话邀请的嫌疑对象到案后,都有这么良好的表现,有时还要费一番周折,甚至经过较量。比如,2011年江苏省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行受贿案件中,在受贿人已经交代的情况下,检察官通知行贿人到案,但行贿人拒绝承认双方有经济往来,直到检察官出示受贿人案发前为逃避处罚打给受贿人的虚假借条。

  瓮中捉鳖

  自动投案或者电话邀请的手段,相对比较文明。但很多时候,为了办案需要,检察机关也会主动出击,像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一样采取一些强硬手段,而出击地点的选择往往很重要。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办公室和住宅是嫌疑对象出入的固定场所,这也为检察官的伏击守候提供了具体的目标。上述两个场所,往往也是腐败分子藏匿罪证的绝佳场所,如受贿的钱财、物品等,这些都是定案的关键证据。到这两个地方把人现场带走,往往会让嫌疑对象措手不及,来不及转移或者消灭涉案的证据。因此,检察官除了到现场把人带走之外,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会对这两个场所进行“起底”搜查。

  开会带走

  腐败分子开会被检察官带走,是常见于新闻报端的一种到案方式。这种方式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实施:一种是嫌疑对象正好在开会,但检察官出于人性化考虑,等会开完了直接把人带走,或者与办会领导联系,中场休会把人带走。所以很多人会发现,有人开会开着开着就不见了,后来才发现已经被检察官“带走”了。

  还有一种就是检察机关事先与嫌疑对象的上级领导沟通好,通知嫌疑对象来开会,嫌疑对象到达指定地点后,直接被检察官带走。这种方式能够较大降低办案的安全风险,是常见方式之一。比如,2013年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名副镇长涉嫌贪污案件中,因为犯罪嫌疑人请假并身在外地,检察官通过该镇领导以通知其到指定地点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为名,成功将其“带走”到案。

  蹲守追踪

  并非每个贪腐犯罪嫌疑人到案都是一帆风顺的,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躲避侦查,会选择隐匿自身行踪,跟检察官玩起“躲猫猫”。这就需要检察官发挥自身聪明才智,通过准确研判各类信息,将犯罪嫌疑人找到,为防打草惊蛇,这种追踪一般都是秘密进行。

  比如在高邮市检察院侦破的一起退休领导干部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躲在本地自己不常住的一栋住宅内,不出门,不用手机,晚上还不开灯,与外界暂时失联。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检察官通过长期蹲点观察,研判出其藏身的屋内有人居住,最终将嫌疑对象抓获并“带走”。

  网上追逃

  既然待在家里、待在本地不行,那跑出去行不行?所以,有些贪腐犯罪分子听到一点风吹草动,连家也不要,拔腿就跑,这样的情节在电视剧中也不少见。但是神州大地,腐败分子跑到哪儿,检察官就会追到哪儿。即便是插翅逃到海外,国家也有专门的“追逃”措施处置。所以,最终等待他的还是一副冰冷手铐。

  比如,高邮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把检察官要求其迅速到案的要求当作耳边风,推三阻四,长期滞留边疆一省份,以为办案机关鞭长莫及。结果,他在机场一露面就立刻被警察抓获,惊慌失措的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被网上追逃了。

  纪委移送

  一些官员既违纪又违法,每年官员因违纪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的官员不在少数。尤其是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查办诸多“大老虎”腐败案中,通常都是由纪委率先查办,然后移送检察机关的。

  对待这些既违纪又违法的官员,纪检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他的行为可能涉及到职务犯罪,会将案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当然,涉案官员也会和案件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查明涉案官员的犯罪情况。当然,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党员干部涉嫌违纪的线索也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如今,执法执纪已形成了反腐合力。

  结语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官员来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会议现场,还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检察官在等候。只要贪官敢腐,检察官就敢抓,这么多“带走”方式,总有一款是合适你的。不过,检察官最想说的还是:远离职务犯罪,珍惜幸福生活!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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