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官网登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论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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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把握儒学的发展历程和对今人精神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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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新儒家的两派也是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熹自己就没有严格执行。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

郭齐勇 (进入专栏)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代表

郭齐勇 (进入专栏)  

陆王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王陆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即良知。也就是各人“本心”内在的光明。良知所直接指导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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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一个重要特色:保留了氏族血缘传统。它反映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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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观点看,新儒家是儒家、道家、佛家、道家的综合,到了清代,有人反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他们并不是儒家,认为他们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精神。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 18 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

  

公元前11世纪,在中国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人灭掉殷商,建立周朝。周人提出“德”和“孝”的伦理观,作为当时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很小,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的确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的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到了清儒又开始致力于古代文献的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思想。他们完成了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包括《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正是清代学者的贡献,才让这些之前长期被忽视的书籍更好读。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私学学派——儒家和墨家。儒家开创者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道家是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代表。

   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孔子之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对于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予以高度的肯定。他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指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指示,对我们启迪良多。

孔教运动

  

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有所发展,土地兼并和劳动力争夺相当激烈。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一个叫“士”的阶层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有些人则出身于平民。“士”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他们受到各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这样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应全面认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从钱穆、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知晓,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民族性格主要是由儒家奠定与陶养的。传统中国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代表、弘扬、实践、坚守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担当着中国社会教育与政治之双重责任。儒学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而儒学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儒学主要内容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内圣修己之学,另一部分是外王事功之学。前者是个人的心性修养,诚意正心,陶冶性情,培育君子人格;后者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为老百姓,为国家、民族服务,建功立业。前者是做人,后者是做事,这两者是统一的。当然,这两者背后,还有深层次的个人对于天、天道、天命的敬畏与信仰,这是人的终极关怀的层面。因此,儒家能做到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很多学者已经对当时西方传入的数学、天文学很有印象。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历来重视文化,不重视政治。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同的东西,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

   谢谢各位!我今天与大家一道切磋一下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根本精神的若干问题。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尙在过程之中,实现“中国梦”有若干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要认识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我们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土壤,这就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最早用“家”来称呼一个学派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对孔子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为“至圣”。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圣者”,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史证明这个论断准确无误。

   儒学是教养,是文明。几千年来,以“仁爱”、“仁义”为中心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亷耻)等儒家核心价值,通过教化,通过蒙学、乡约、社会礼俗与文化,浸润在人间,成为老百姓的生活信念,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儒学的生命力在民间。儒学本来就具有平民性格,是民间学术。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担当着社会的道义,以“道统”(精神价值与社会理想),批评、制约、指导“政统”与“治统”,维护公序良俗,其依托即是民间自由讲学、社会自治及士绅的重要地位。儒学是真生命、真精神,是推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壮大,克服黑暗,走上光明的原动力。五四以来,很多人把儒学视为“阻力”与“包袱”,这是对本国历史的无知与歪曲。钱穆先生曾批评了笼统地以所谓“封建”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以“专制”概括古代政治体制,说“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认为这基本上是“袭取他人之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钱先生据史实驳斥了所谓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的说法,以及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的说法,认为“此说更为荒谬”。(详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76页。)

到了19 世纪,随着欧洲军事、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19 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就正在 19 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

  

东汉时期的文献整理大家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史学家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司马谈所讲的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至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够格称为“家”,则有疑义。此外,还有兵家、医家。号称“百家”,是形容学派之多。这些学派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儒家则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其次,我们应全面认识儒学在今天中国的重大意义。儒学对现代中国的生态环保、社会治理、中国人教养的提升与人心的安立,可以提供丰富的智慧与营养。儒学主张人要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充分发挥自己、他人,乃至万物的本性,肯定万物自身的潜能与独特价值,参与赞助天地之化育。儒学是天、地、人、物、我等协调发展的理论,又有《月令》等宝贵的经验与“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对今天的自然生态环保可以提供很多精神资源。儒家社会治理的最高价值是“王道”、“仁政”,批判“霸道”、“暴政”。儒家强调富民、教民,“制民之产”,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主张“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以礼乐文明的教化为本,“德主刑辅”。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社群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的。民间组织与自治,士人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性与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公民道德的重建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对今天重建官德、整饬吏治腐败有极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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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新发现中国文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200多年才定型

   儒学有助于解决人的精神安顿与终极关怀的问题。现代人的心灵缺乏滋养,人们的生命缺乏寄托。而现代科技文明并不能代替人思考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儒学的形上本体论与境界论、宇宙论、心性论、理想人格论、身心修养论、人生价值论等,可以扩大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与平面化,避免西方现代性所预设的价值目标的片面性,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释、道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物欲的执着,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

康有为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秦王朝十几年就亡掉了。接着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等也逐渐汇合。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需要主流思想文化。此时,研究《春秋》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中国是有五千年甚至更长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中国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滋养及与天地人物交往的经验与智慧,我们主动参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活动,当然不能只靠拾人牙慧与余唾,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我们以开放的胸怀吸取借鉴外来文化,但根源与根据必定是自己的文明,首先是儒家的学说。当然,我们自己的文明、儒家的学说也是不断吸纳外来的不同文化的结晶,但文化基因、文化本体毕竟是我们独有、自创的!我们在坚持文化本体,继承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灵吸纳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之众流与百家,丰富自己,面向未来。

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今文学派。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我们已经知道,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竟然认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真正的神。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逐渐统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华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没有断裂,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文明时代(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原典文明勃兴,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诞生。但从彼时至今,从人种与文化两方面来看,只有中华人种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没有中断。其中的机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异,多样统一。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消化力、融摄力很强。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源动力。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

汉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朝廷开设五经博士。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儒学成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大事。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名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记载:有些经学大师授徒讲学,听者往往多至万人。由此可见,研究儒家经典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再次,我们应全面认识儒学在现代世界的重要作用。儒学是学习的文明,是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不具有排他性。在历史上,儒学与诸子百家,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很成功的相互交往、学习、融合的经验。儒学不专属于中国,它在明代流播东亚,后来儒学变成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明末以后,儒学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在欧洲也发生过影响。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早已成为世界上所有《人权宣言》、《世界伦理宣言》中的黄金规则。以上原则与儒家自尊尊人、和谐相处之道,在今天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间的交往对话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儒家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接相处的思想在与生态环保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对话中,也越来越能发挥积极作用。儒学是富矿,其中有大量珍宝还不为国内外民众所认识,需要我们认真理解与发掘。儒学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现代世界有助于促进自然、社会、人生的协调和谐发展,克服人类与族类素质的贫弱化。儒学智慧对解决今天的世界性难题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

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相对立的。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 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对于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练的基本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听说按康有为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这是不错的,但这是沿袭培根的说法。四大发明很了不起,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茶叶、算盘等等。中国古代诸多科技发明,至少有二百多种伟大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据考古学家们确证,我国有一万年的水稻的栽培史。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陆续传往欧洲并大受欢迎,冶铁、穿井、养蚕、缫丝、丝织、造纸等技术也相继西传。到宋元时期,我国的陶瓷通过海上交通风靡全球。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数、医、农学之奥秘。

在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理解上有所谓古文、今文之争,还受到所谓“谶纬”的影响。所谓“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有时附有图录,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托名孔子,也是以诡语解经。

  

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社会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组织,士绅阶层的作用很大,社会基本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又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顿社会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扶助、救济贫弱,以“学田”等形式支持并资助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对抗专制政府的恶法与法家以国家权力破坏亲情及私人领域的若干做法。

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儒学经义的会议,制定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史称白虎观会议,由汉章帝亲自裁决。会后史学家班固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它将儒学经义解说统一起来,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孔子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核心理念。此时距离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已有200多年。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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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和王国维。严复对古代人文学科的书进行注译。而且他的译本在当时广为流传。而王国维是当代最大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三十岁前就已经研究了叔本华和康德的著作。与严复只研究英国思想家不同,王国维对西方的哲学思想有更加广泛的研究。在20世纪初真正懂得西方哲学的人不多,而王国维就是其中之一。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我国汉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对于罗马的武人专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动、建构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谏议制、监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义。中国古代的官制是十分丰富的宝藏,不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制度建构。儒家通过天神崇拜、天命论与革命论、民间舆论的震慑,特别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来批评、监督、限制君权。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来自英国,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的制度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尊卑贵贱分野的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找到一些平衡点。封建皇权统治以“三纲五常”为准绳,而民间亦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包括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以及民间乡约村规、家训、家谱,都以“三纲五常”为准则,这使儒学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天宣传儒学,需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纲”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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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例如,儒家思想在欧洲启蒙时代起过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及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经伏尔泰的推崇,被写入人权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人权与伦理思想。法国1789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也有所体现。《独立宣言》第二条为:“人人获得天赋的若干规定而不可移的权利。”杰弗逊解释说:“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把儒学的原则、孔子的智慧贡献给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与被通过。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来自几乎所有宗教派别的6500名宗教领袖通过了由孔汉斯先生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足以驳斥西方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克林顿夫人所谓中国人没有向世界贡献价值观的妄言。

“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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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全国。至唐代中期,《五经正义》影响逐渐减弱,主要不是此书的立论,而是由于时势造成,此时的统治阶层热衷于佛教和道教。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第二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前面内容中,我们讲到,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心的概念。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负的方法确实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它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特点

唐朝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广泛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他们居庙堂之高讲修齐治平,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近世学者陈寅恪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教会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文字,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书译成中国文字,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在哲学领域,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可以称之为倒转形式的传教工作。倒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可能有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色,学界见仁见智。中国文化博大、丰富,我们任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

北宋时期,思想界崛起一代新儒生,他们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吕大临等,南宋时又有朱熹、杨万里、陈淳等。他们以传统的儒学作为思想的基本准则,吸取佛教、道教思想中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即理学。

   钱先生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特点是包含了宗教信仰,重视历史、重视教育和重视融和合一的精神。

北宋时有皇帝把《大学》《中庸》择出让臣下阅读并加以体会、发扬,认为这样才能振兴儒学。同时,宋代统治者也重视佛教经典,宋太祖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开始刻印《大藏经》。儒、佛、道会通融合,为理学奠基与创立准备了条件。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专门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提炼出“天理”理念,形成宋代理学。至南宋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以近40年时间撰《四书章句集注》,将三教(所谓“三教”是通常用法,儒是教化,而佛、道才是宗教)统一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里,影响了元、明、清三代。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源于五经。周公把远古宗教转移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政治运用上;孔子进而完成了一种重人文的学术思想体系,并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经周、孔的改造,五经成为中国政(政治)教(教育)之本。经学精神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敌对,因此不妨称之为“人文教”。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这里不能不提到:“新儒学”构成较为复杂,以往对其中的“关学”学界关注较少。所谓“关学”,是指由北宋时张载在今陕西关中开创的理学学派。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一支来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可见,“关学”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关学”没有中断过,完整地研究“关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钱穆得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指导精神即为儒家精神的结论,是有其可靠的根据的。整个说来,诸子学标志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中国人最看重学校与教育,并将其置于政治与宗教之上。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人道,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在孔孟仁学体系的浸润下,儒家完成了政治与宗教的人道化,使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变成了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

儒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刻影响

   我综合张岱年、胡秋原等前辈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六大特点:

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百余年的民族危机与艰苦考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吞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源于何处?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泉。由此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之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各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合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视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别性、独特性,又重视和合性、统一性。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善于化解与超越分别与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与协调性,有民胞物与的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反对以力服人,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世界史可以看到,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东亚国家来说是如此,对西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儒学对于我们的近邻韩国与日本文化的影响举世皆知,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对西方社会来说,比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与儒学推崇备至,他认为在奉行儒学的中国社会中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只管社会的风化,却不会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用自身的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的事务,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狄德罗认为,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历史、艺术、智慧以及哲学趣味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其他民族。由此可见,儒学对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是有贡献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反对“自然法仅仅来源于上帝的意志”,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儒学,甚至认为朱熹的哲学与他的多元宇宙概念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

   第二,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创造进取。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绝不懈怠。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境、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刚健坚毅精神代代相传。

为什么创立和发展于中国的儒学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只有从儒学本身去找原因。

   第三,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強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慨,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之学中的儒学,归根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以“人”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儒学宣传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担当的“君子”;与人讲公正诚信,讲和睦友善,讲互相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人们只要努力修身和践行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儒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够吸取佛教、道教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使自身更加丰厚。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从“亲亲”到“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简称“天人之学”,最高人生境界则是“天人合一”,这是中华古代农耕文化的折射,也包含有关注生态文明的因子。儒学为“君子”树立了认识论标准,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极端,遵循和践行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儒学讲“王道”,反对“霸道”,在社会观上倡导和平、和谐。儒学不是封闭的文化学说,它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教育,相信人们经过教育和自身努力,都可以成才。儒学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对于儒学所蕴含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我们要努力传承和发展,古为今用。

   第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強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

betway必威官网登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论衡学苑。儒学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社会制度上,古代的儒学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皇权体制的人治本质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之间的矛盾。皇权只是把法制作为自己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对于这一缺陷,中国历史上有些儒者也有过论述,但没有力量加以匡正。今天,对待儒学我们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第五,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维,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古代辩证思维发达,这属于理论思维,包含了抽象过程。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一两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第六,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践形尽性,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又有尊重劳动的精神,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是: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看以上六条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

  

   三、道家和佛家的智慧

   前面我重点说的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包括了道、佛两家,但说得不够。我这里再略补充说说。

   1、道家的智慧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家的道体具有超越性、绝对性、普遍性、无限性、圆满性、空灵性。道家之“无”在哲学上具有无限的意义。道家之“道”是有与无、神虚与形实的整合。“有”指的是有形、有限的东西,指的是现实性、相对性、多样性;而“无”则是指的无形、无限的东西,指的是理想性、绝对性、统一性。“有”是多,“无”是一;“有”是实有,“无”是空灵;“有”是变,“无”是不变;“有”是内在性,“无”是超越性。

“道”又被形象化地比喻为“谷”、“谷神”、“玄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章)“道”如山谷一样。山谷是空虚的,唯其如此,才能永远存在并具有神妙莫测的功能。“牝”是雌性牲畜的的生殖器,泛指雌性。玄牝,意为万物最早的始祖,也即是“道”。“谷”、“牝”的门户,是天地的发生、发源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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